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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分水岭:1927,风云突变波涛涌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11-07 11:27:13

1927年是党史、国史、军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东路军2月中旬占领浙江,中路军3月24日占领南京,西路军6月攻占了郑州、开封。而此时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却看不清汪精卫的庐山真面目,在
 

1927年是党、国家和军队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这一年是多变的。从年初到年底,从南到北,有许多影响中国未来的重大事件。今年,北伐军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今年,王江集团背叛了革命,血流成河。今年,共产党人起义和武装起义。今年,毛泽东勇敢地开辟了一条新路,并率军前往井冈山。回顾1927年,中国革命经历了一场大革命、大屠杀和大起义,实现了从民族革命到土地革命的伟大转折。尤其是南昌起义,犹如春雷,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革命战争独立领导、人民军队建立和中国共产党武装夺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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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初,北伐烧毁了从广州到长江流域的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向长江下游进军,先攻上海、杭州,然后与南京会师。北伐军分为三条路线:东、中、西。何秦英、蒋介石和唐生智是总司令。他们从福建、江西和湖北发起攻击。东线军于2月中旬占领浙江,中线军于3月24日占领南京,西线军于6月占领郑州和开封。3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打败军阀势力,占领上海,欢迎北伐军入城。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此时,长江以南地区完全被北伐军占领。

北伐军十几个月的巨大成功,是国共合作的成果。共产党人对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工农群众的动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北伐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1500多名共产党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门。他们改革了军阀的风俗习惯和军队制度,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意义,鼓舞了士兵的士气。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领导全省和香港的罢工工人组织了3000多个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跟随军队。中共湖南区委组织了1000多名工人保安队维护长沙市的治安,并组织了五个运输队协助北伐军运输物资。安源煤矿和祝平铁路工人组织了数千名运输、侦察和破坏队跟随北伐军。当第八军进攻岳阳时,“血肉之躯战斗,炮声隆隆,各地人民团结一致作出反应。敌人不知道实际情况,不想战斗,而是弃城而逃。”在江西战场上,人民的侦察和引导、粮食和资金的筹集、救援和运输表现出坚定的革命品格。苏联的支持也为北伐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北伐前的三年里,苏联军事顾问指导制定了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战略政策,并提供了近40万卢布的枪支弹药。

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运动空前高涨,这在湘、鄂、赣三省最为明显。革命群众一个接一个地起来,没收军阀的财产,设立特别法庭审判土豪劣绅,组织农民自卫,摧毁农村治理机构,实行“一切权力属于农民协会”。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成员迅速增加。1927年初,湖南工会和农民协会分别拥有32万多名和200万名会员。湖北工会和农民协会分别有45万和30万会员。江西工会和农会分别拥有20多万和30多万会员。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条件。他们大多数人都赢了。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河南等省的农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举毛泽东、谭平山、彭派、方志民、国民党左派邓焰炟等13人组成的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指导全国农民运动。在工农运动的浪潮下,1927年2月,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了英国在汉口和九江的租界。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

在北伐之歌中,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党员人数显著增加。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阶级和群众基础进一步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伐战争中,我们党过分注重政治宣传和工农运动,忽视了为军队而战。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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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性质和目的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党。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反帝反封建。它团结俄罗斯、共产党,帮助农民和工人。然而,党内合作的不平等为大革命的失败奠定了基础。共产党一贯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只是利用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来推翻北洋军阀。因此,他们在北伐初期对共产党采取了宽容的态度。面对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蒋介石一方面不希望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享权力;另一方面,他担心工农运动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在他掌权后必然会压制工农运动。1927年3月,北伐军在江西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益明显。正是在这个时候,赣州总工会主席、共产党员陈赞贤被他教唆杀害。陈赞贤是第一个死于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共产主义者。

国民革命的高潮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利益受损的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非常害怕。在江浙财阀和黑帮头目的努力下,他们竭力拉拢和收买国民党右派,在“军事北伐和政治南侵”中逐步夺取政权。自然,羽翼未丰的蒋介石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全国工商联主席、上海总商会主席虞洽卿是贿赂蒋介石并一拍即合的主要代理人。4月1日,上海的商业和银行部门给予蒋介石策划政变所需的急救:300万美元。江浙财阀还成立了两个专门的军事和外交委员会,以争取英、美、日等大国对江主席的支持。上海青帮领导人黄金荣和杜月升武装了大量帮派成员供蒋介石开车。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做了充分准备。

从海外归来的汪精卫于4月1日与蒋介石密谋“分裂共产党”,并于4月5日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迷惑共产党人放松警惕。虽然在“412”反革命政变后,他似乎仍然是左派,但他开始限制工人和农民的行动,并可能在任何时候叛逃到革命。此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看不清汪精卫的真实面目。在错误政策的指导下,他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生死关头,他们没有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形势,没有及时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制定挽救革命的政策措施,眼睁睁地看着形势恶化。但是,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督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选择充当新军阀、买办集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公然反抗革命“清党”;汪精卫打破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幻想,摘下假左派面具“分裂共产党”。王江集团先后向给予他们巨大帮助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1927年春夏,硝烟弥漫,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措手不及,惨遭杀害。

屠杀是残酷的。目睹“412”大屠杀的鲁迅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谋杀!”4月12日,蒋介石命令上海青帮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上海总工会。以调解的名义,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夺取了工人纠察队,并向第二天示威的工人开枪,当场打死100多人。在事件发生后的三天内,300多名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500多名被捕,5000多名失踪人员(其中大部分也被杀害),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人被杀。江浙皖闽粤桂等省的反动派以“清党”的名义大规模屠杀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冯至军阀张左林在北平勒死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5月21日,国民党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攻占马日事变。不到一个月,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6月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开始查封革命组织,逮捕工农领袖,“礼节性地将大批共产党员送出国门”七月初,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继续向国民党作出各种无原则的让步,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助长汪精卫的反动嚣张气焰。7月15日,汪精卫大规模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革命彻底失败。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党员人数从58,000人急剧下降到10,000多人。工会成员人数从280多万急剧下降到数万人。970多万农民协会成员大部分被解散。

大革命的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反动势力的力量过大,资产阶级的严重动摇,统一战线的尖锐分裂,蒋汪派卷入反革命阵营。主观上,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党还处于初级阶段,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缺乏经验。它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没有深刻的认识,缺乏处理复杂情况的政治经验,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犯了右倾错误,放弃了对革命特别是武装力量的领导,使党在关键时刻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然而,这场失败的革命是未来胜利革命的又一次实践。我们党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也开始掌握一些革命武装力量,为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创造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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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战士敢于面对黯淡的生活和滴血。面对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征服或杀害。他们从地上起来,擦去身上的血,埋葬了同伴的尸体,然后继续战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人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彭怀德、贺龙、郭沫若、徐特立等人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入党。这些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领导作用。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张郭涛、李韩伟、周恩来、李李三、张泰勒组成临时中央常委,陈独秀被停职。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公然“分裂共产党”、“清剿党”。在极其危险的时候,中央临时常委会果断地决定了三个主要问题:集中南昌党控制和影响下的力量,准备武装起义;组织湘鄂粤赣三省在工农运动中有良好基础的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召开中央政府紧急会议,讨论决定新政策。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集中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大革命后期犯下的右倾错误,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政策,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一届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致全体党员的信》序言写道:“如果我们党不能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就不能在革命道路上前进...我们党公开承认和纠正错误,没有含糊或隐瞒。这不是弱点,而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力量的证明。”进行自我革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武装力量就不能战胜武装反革命,并在会上提出了“政治权力来自枪杆子”的重要论断。

8月1日凌晨2点,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带领下,两万多名戴着红领带、胳膊上绑着白毛巾的起义士兵,用“山河合一”的密码开了一枪,这标志着独立领导革命战争、人民军队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武装夺权的开始。两天后,叛乱分子从南昌撤退,经由福州和赣州向南转移到广东。贺龙和郭沫若在瑞金火线入党。10月初,叛军主力在潮汕地区被敌军优势兵力围困并击败。一小部分军队被调往广东海陆丰地区加入当地农业部队。朱德、陈毅率领的驻扎在三河坝的起义军进入粤赣湘边境地区进行游击战。10月21日,朱德和陈毅率领800多名官兵前往江西安源尹田圩。这时,军队士气动摇,有瓦解的危险。第二天晚上,朱德在排长以上的军官会议上坚定地说,黑暗是暂时的。如果你想让革命跟随我,中国将有一个“1917”年,革命一定会成功!坚定的信念点燃了士兵们的战斗精神,稳定了他们的士气。朱德随后率军进行了“赣南三大调整”(天心卫重组、大禹重组、商保训练整顿),在军队中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对保持革命火焰起到了关键作用。

秋收起义“高举共产党旗帜”,目的是发动各种联合进攻,进攻湘东、赣西长沙。9月初,毛泽东以秋收起义中央特别代表兼前委书记的身份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他正式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有三个团,五千人。9月9日,湘赣边界爆发秋收起义。起义军从江西秀水、安源和铜鼓出发进攻长沙。叛乱分子遭到强烈抵抗,遭受了巨大损失。毛泽东果断改变了原来的部署,命令部队撤退到浏阳文佳集中兵力。9月19日,毛泽东主持了前委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他拒绝了“带浏阳直接进攻长沙”的想法,决定将叛军转移到南方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他寻找一个立足点来保持体力,然后努力发展。从进攻大城市到进军农村,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决定性的新起点。9月20日上午,毛泽东站在文家市李仁学校操场上,自信地对剩下的1500人说,蒋介石的反动派就像一个大水箱。我们现在就像一块小石头。输掉几场仗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依靠千千的一千万工农,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碎大水箱。

广州起义的目的是恢复广东革命的根据地。1927年11月,两广战争爆发,广州国民党军队空虚。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起义。12月11日凌晨,在张泰勒、叶挺、云戴颖、叶剑英、杨寅、周文雍、聂荣臻、陈郁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和一些工农武装力量举行了震撼世界的广州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叛乱分子占领了广州的大部分城市地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叛军无法坚守广州。然而,共产国际的代表纽曼(Neumann)反对叶挺从广州撤军并返回农村的正确想法。由于敌人数量少,叛军最终在起义的第三天被击败。张泰勒和许多革命者勇敢地死去。

三次大起义的失败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的强大武装力量,不可能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大城市进攻赢得革命。到1927年底,中国共产党还在海陆丰、琼崖、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西、湖北、河南和闽西领导和发动了起义。有些起义很快就失败了,有些持续了下来。大部分可以坚持的地区位于几个省交界的偏远山区,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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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教训证明,简单照搬俄罗斯十月革命模式不适合中国革命的现实。肩负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探索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秋收起义失败后,9月25日,叛军总司令卢德铭(Lu Deming)从湘东南下途中在鲁西去世。9月26日,工农革命军占领了莲花县。毛泽东在莲花宾兴阁开会时,江西省委书记王泽杰给宋任琼发了一封信,通知井冈山当地武装力量,并建议起义者在那里定居。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终于敦促所有人带兵去井冈山。井冈山地区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良好条件。首先,群众基础比较好。各县都建立了党组织和农会,以及以袁蔡文、王佐为首的地方农民武装。第二,有一批经历过五四运动和大革命的优秀青年干部,如龙超清、刘仁侃、朱翊岳、曾山、陈正仁。第三,地形危险,易防守,难进攻,适合游击战;第四,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产品使军队更容易筹集粮食和资金。第五,地处两省交界处,远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存在矛盾,所以敌人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因此,毛泽东认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晓山中段最有利于我们的军事分裂政权”。

9月29日,叛乱分子抵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在这里进行了“三湾重组”,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结合起来。他把师降为团,在一个连里设立了支部,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建立了行军纪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叛军呈现出新的面貌,士气高昂。陈伊安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说:“我们每天都游行和战斗,没有钱和衣服,但是我们在精神上非常快乐,比以前过着美好生活的时候好多了,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压迫过。同志们也同心同德,团结一致。”10月24日,毛泽东在京珠山站在雷电之上,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行动服从命令;不要拿大众当红薯;土豪必须回归公众。这三个学科逐步完善为人民军队的三个学科和八个重点。

雄伟的井冈山,挂着八一军旗,是历史上人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军队。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的四平,开始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成立茶陵县工农军政府,这是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就在这个月,毛泽东在宁冈龙江市龙江学院成立了一个军官训练队,对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政治军事训练。毛泽东给学生上政治课,组织100名学生在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并参加群众斗争。从此,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坚持理想,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开拓新路,依靠群众取胜,开辟了包围农村城市、武力夺权的井冈山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经典开放。

历史不能被假定,但它总是包含偶然性和必然性。邓小平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要在黑暗中摸索许多年才能取得胜利。”井冈山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国民党反动派薄弱的地方发展革命,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办法动员农民阶级加入中国革命队伍,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使中国革命的一点火花就能燎原。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是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远远强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所渴望的苏联援助。这足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站在最广大人民的一边,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这是井冈山道路更广阔,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全部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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